近年来，随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日益受到重视，如何平衡配送效率要求与从业人员安全保护日益受到关注。一些快递企业及收件方往往强调“门到门”的便捷，却忽视了快递员在末端配送中实际面临的人身风险与不确定环境。比如，一些收件人习惯于要求快递上门，却没有对自养宠物采取必要管束措施，将配送员置于安全隐患之中。

　　近日，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民事侵权责任纠纷案，一名快递员因派送包裹进入收件人院内，被未拴绳的宠物犬咬伤，饲养人以其“擅自进入”为由拒绝赔偿。法院最终判决饲养人承担全部侵权责任，并明确指出，快递员为完成投递职责、防止包裹丢失而进入院内属于履行工作任务的合理行为，不能成为饲养人免除其动物致害责任的理由。

　　快递员进院配送包裹被狗咬伤

　　“你好，送快递。”“帮我放在门口就可以了。”2025年5月14日，快递员黄某一如往常地到达指定地址配送包裹，被告知将包裹放在门口即可。一句看似稀松平常的回答，却成为一起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纠纷争议的关键点。

　　当时，黄某到达收件地址，致电包裹收件人阮某，被明确告知将包裹放置门口。但阮某收件地址为自带花园的别墅住宅，花园外装有一扇门，独栋住宅另有一扇门，黄某理解的“门口”为住宅的大门。

　　当黄某打开花园大门到达内门口时，阮某也恰好打开内门出来接收快递，其饲养的犬只随即从屋内窜出咬伤黄某左手。随后黄某报警处理并前往医院进行治疗。双方就损害赔偿责任产生争议，2025年6月，黄某诉至台山法院，要求阮某承担全部侵权责任。

　　“门口”之界引争议 安全注意义务谁承担？

　　庭审中，双方围绕黄某进入花园的行为性质展开辩论。

　　阮某辩称，黄某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自己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他认为，其在电话中明确告知，放在门口即可。黄某未经允许擅自进入阮某家中花园，存在重大过失，这才导致阮某的犬只直接引发应激反应而咬伤黄某。其次，阮某此前已为犬只进行疫苗接种，履行了饲养人的基本义务，不存在过失。据此，阮某只愿意承担部分责任。

　　黄某则认为，阮某没有明确告知放置门口具体是指哪个门，外门还是内门。而根据他的工作经验，放置在院子外面的门口，容易发生包裹失窃事件，黄某将面临投诉、承担损失费等风险。综合考虑后，黄某决定将包裹配送至内门，确保万无一失。

　　这一争议表面是对“门口”这一日常指令的理解分歧，实质是触及劳动者在履行职务时的合理行为边界如何界定。

　　法院：入院派件属合理行为 饲养人未拴犬绳担全责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第一千二百四十六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

　　法院认为，黄某进院配送包裹的行为属于合理理由进出阮某花园的行为，阮某饲养的宠物犬致使黄某受伤，其未能举证证明该损害是因黄某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故阮某应对黄某的损失承担全部的侵权责任。

　　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阮某主动履行了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

　　【案后余思】

　　厘清侵权责任 保护劳动者权益

　　一次寻常的包裹派送，竟成为一场无妄之灾。快递员为履行“门到门”的交付承诺，踏入收件人庭院，却遭未拴绳宠物犬袭击受伤。当他转向饲养人主张侵权赔偿时，却遭遇“擅自入侵”的指责。这起案件虽属常见民事侵权纠纷，却精准折射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末端配送环节面临的安全风险、权责困境与维权挑战。

　　安全管束是饲养人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饲养人以“不当进入私人领域”进行抗辩，试图转嫁或免除责任。法院的判决旗帜鲜明地捍卫了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精神：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安全管束是绝对义务。除非被侵权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否则责任不得减免。快递员为履行投递职责、防止包裹遗失（这直接关联其收入与考核）而进入院内，是履行其工作职责的合理、必要行为，符合社会普遍认知的快递服务惯例，不构成重大过失。这一认定具有双重意义：其一，在法理上坚守了动物致害责任的基本归责原则，防止私人领域主张被滥用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其二，在实践中保护了劳动者为完成工作所必须采取的合理行动空间，体现了司法对职业情境的现实考量。

　　平台须为其算法规则下的劳动者安全风险负责。深入案情，我们会发现一个“隐身”的关键角色——快递平台及其派送规则。为确保“签收率”、避免因包裹遗失或未上门导致的投诉与罚款，快递员往往没有选择。但平台通过数字规则追求极致效率与用户满意度的同时，是否充分评估并承担了由此可能加诸于劳动者的额外人身风险？当意外发生时，平台往往置身事外，仅以“第三方侵权”视之，缺乏对配送员职业安全的前置性保障（如强制性的意外险、明确的安全指引、对异常配送地址的预警支持等）。这暴露了新就业形态中平台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等：平台制定规则、享受服务带来的利润，却常常将执行规则过程中的具体风险剥离出去，由劳动者个体承担。

　　社会协作需共建安全契约，便捷不应以风险为代价。“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不仅是物理距离的终点，更是社会协作与相互体谅的微观考场。它要求收件人理解配送员的工作性质，履行对自有动物的严格管理责任（如拴绳、圈养），也要求社区物业在管理规约中明确相关安全要求。此案的判决，正是对一种健康社会契约的司法确认：享受服务的便利，就必须为保障服务提供者基本的安全环境尽到必要义务。社会的便捷，不能建立在默许劳动者承担不可预见人身风险的基础之上。

　　有效维权依赖于清晰的证据意识与准确的责任锁定。本案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了明确指引：事发后立即报警、就医以固定证据至关重要；明确责任主体并锁定饲养人信息是关键步骤；理解自身履职行为的合理性是重要抗辩基础。这些看似简单的步骤，构成了劳动者在遭遇意外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基础防线。

　　这起简单侵权争议，触及了数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的前沿问题。司法裁判固然厘清了个案责任，但根本解决之道，仍需多方协同：平台企业须补位主体责任，完善算法伦理与职业安全保障；社区与居民应共建友善、安全的末端交付环境；监管框架也需与时俱进，回应新型用工风险。唯有让“最后一公里”成为安全、受尊重的“最后一公里”，流动的服务经济才能真正承载起应有的文明温度。（马卓尔 关艳莹）

　　转自：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