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DNA揭秘石峁古城亲缘关系

　　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 崔兴毅

　　11月27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付巧妹向媒体介绍了石峁遗址最新科学研究成果。

　　石峁遗址被誉为“石破天惊”，其宏大的城防设施和多元的祭祀遗存展示了典型的早期国家特征。为解开石峁文化人群来源、社会结构及与周边人群关系等长期争议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科研团队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历时13年，对来自石峁遗址、周边遗址及晋南地区共169例古代人骨样本展开大规模、高分辨率的核基因组研究，翔实揭示了石峁文化主体人群的遗传来源以及河套地区史前农牧业人群的迁徙互动历史。该项研究成果《石峁古城古DNA揭秘新石器时代中国地区亲缘关系习俗》于今年11月27日在《自然》杂志上线发表，并受到其重点推荐。

M13壁龛器物出土情况 国家文物局供图

　　石峁文化人群来自哪里？

　　石峁文化人群既包括住在“首都”石峁古城的人，也包括住在周边寨山等卫星城或卫星聚落的人群，其分布范围涵盖了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晋西北及冀西北等区域，涉及面积达20余万平方公里。

　　那么，这些人是外来移民，还是本地“土著”？研究团队对覆盖石峁古城及周边与晋南多处聚落人群的144例核基因组进行了分析，结果揭示：无论是来自石峁古城皇城台（宫城）、内城和外城的不同等级人群，还是来自周边卫星聚落的人群，其主体人群的遗传成分均高度一致，和陕北本地仰韶晚期人群相同，以确凿的遗传学证据确立了其文化和人群发展的连续性，表明石峁文化的深厚本土根基，为中华文明在本土“连续演化”提供了坚实遗传证据。

　　石峁文化人群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互动

　　石峁古城坐落在农牧交错地带，尽管其人群主体源自本地，代表的石峁文化却显示出与周边地区的密切联系：如石峁遗址出土的陶器与中原地区陶寺文化类型高度相似，青铜遗存及冶金技术与欧亚草原多有联系，石人雕像与南西伯利亚的奥库涅夫文化可能存在关联，发现的鳄鱼骨板可能来自长江流域文化……

　　那么，在人群层面，石峁先民是否真的与这些周边邻居发生过通婚、联姻这样的直接互动呢？古DNA给出了确凿的证据。往中原方向看，与石峁遗址相近时期的陶寺文化人群在遗传上都与石峁文化人群共享相近祖源，表明石峁文化人群和陶寺文化人群具有同源性，这也解释了二者的陶器为何如此相似。

　　往北方草原方向看，石峁文化人群与当地人的交流则呈现出不同模式。研究结果表明，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陕北本地与北方草原裕民成分相关人群存在长期的迁徙与互动，偶有发生周期性的遗传交流事件，但并未影响主体人群的连续性。这或许解释了石峁文化青铜遗存及冶金技术为何与欧亚草原多有联系。

　　往南方沿海方向看，石峁文化人群中，还发现了与南方沿海稻作人群相关的祖源成分。这一发现拓宽了对稻作农业人群北向影响范围的理解，为史前稻作农业北传提供了强有力的遗传学证据。

　　可见，石峁文化以本地仰韶人群为稳定的遗传主干，同时与中原、草原和南方的农牧业人群保持着不同程度、长期的互动交流。这一研究成果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演进提供了生动证据。

鹰纹玉钺（正面） 国家文物局供图

　　父系主导的社会组织形式

　　通过古DNA研究，石峁社会的运行机制与组织结构变得清晰可见。

　　石峁社会存在着显著的阶层分化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主要体现在殉葬形式上，分为公共仪式的“头骨坑”人祭和贵族墓葬的人殉。这一史前等级社会是否依赖亲缘关系构建？人殉的选择有什么特点？在明确的等级制度下，财富继承制度、婚配制度如何运行？这些同样是学界长期关注却悬而未决的谜题——古DNA研究告诉了我们答案。

　　研究发现，石峁古城不同区域被“集中杀戮”的人祭或墓葬里的人殉存在着明显区分的性别偏好：公共仪式中的人祭集中分布在外城东门和皇城台广场区域，其中外城东门“头骨坑”内以男性为主；贵族墓葬内人殉往往会同墓主人一同埋葬，这类殉葬人群则以女性为主。

　　这些殉葬人群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呢？对石峁社会中殉葬人群、平民和具有较高身份的墓主人之间遗传成分的比较分析表明，不同等级身份人群的主体遗传成分未发现有明显差别，只有极少数个体具有一定比例北方草原裕民祖源相关成分。

　　这些殉葬人群之间是否有亲戚关系呢？在石峁以及寨山高等级墓葬中，未检测到殉人和墓主人之间有明显的近亲关系；而在最高等级的墓地中，发现了多对殉人间存在近亲关系，表明存在一些家族或社群可能是被统治阶层选中来进行殉葬的情况。

　　石峁社会是否存在近亲结婚的现象呢？研究团队对大量包括高、低等级墓主人和殉人个体进行检测分析，仅发现了一例近亲婚配的后代。这一现象暗示着，在石峁文化较高社会地位的家族中，近亲婚配可能被有意识规避或较为少见。

　　石峁文化是父系社会还是母系社会？研究团队通过对石峁皇城台、韩家圪旦及其卫星城寨山的墓主进行进一步的亲缘关系分析，构建起横跨四代的家族谱系。这些谱系中的主要建立者均为地位较高的男性墓主，且男性墓主的配偶来自不同生物学家族。同时，在目前检测的所有石峁文化遗址中，父系的Y染色体单倍型结构较为单一，而母系的线粒体单倍型高度多样。此外，寨山的墓葬空间布局和家庭关系也支持了潜在的父系为主导的居住体系。

　　近年来，利用古DNA揭示大型聚落的亲缘谱系和社会组织结构已成为古遗传学的最新前沿领域。然而，背后工程量之巨使得全球范围内相关研究数量仍相对有限，超过百例个体基因组的史前社会研究更是屈指可数。而对石峁古城这种具有超大规模、复杂多样的人祭或人殉形式的等级社会的研究尚属世界首例，也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史前聚落社会遗传学分析。

　　这项研究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从基因角度窥探东亚早期国家权力结构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大门。这是首次用古DNA重建中国最大规模、具有清晰早期国家特征的史前城址的复杂社会组织结构，为探究东亚早期国家起源的权力继承模式、统治家族与社会阶序提供了首个直接的遗传学证据，极大地深化了对中国北方地区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进程的认识。

　　（光明日报北京11月27日电）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28日 09版）